南京大屠杀是什么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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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|智旭权 主编|杨泽宇

202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·夏季论坛特别节目——“思辨之夏”

第二期：不止于数学 我的梦想是做大学问

对话嘉宾：

丘成桐（清华大学讲席教授、数学科学中心主任、求真书院院长、菲尔兹奖获得者）

丘成桐，这位从汕头走向世界的数学家，以破解卡拉比猜想、开创几何分析的学术壮举，在数学史上留下中国人的印记。他33岁获得菲尔兹奖，其构建的"卡拉比-丘成桐空间（Calabi-Yau Manifold，Yau是丘成桐的英文姓氏）"被广泛的应用于理论物理研究之中，用于描绘高维空间，成为弦理论的基石之一，他也因此受聘于哈佛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。

"立志做第一流的学问"贯穿其学术生涯。从微分几何到控制论，从三维图像处理到人工智能，他始终站在基础数学研究的前沿，同时不断尝试与现实需求相交融，通过理论突破推动科技发展，把"立志培养下一代数学家"落实于教育实践。

如何兼顾教育公平与个性化培养？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，教师如何转型？数学成绩提不上去，是否因只学不思？如何树立正确教育观？

2025年7月，带着这些问题，丘成桐在清华大学接受了网易财经智库独家专访。

以下为专访内容：

网易财经智库：我们其实可以对自己的人生有不同阶段的区分，比如说儿童期、青春期、成年早期、成年中期、成年晚期。想知道您是通过哪些事情或经历，对自己的人生不同阶段有了划分？

丘成桐：我的自传里其实讲的很清楚，我从小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，但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。我父亲是个教授，他并不希望我们去赚大钱，也不把名利看得很重。我从小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长大，觉得很轻松，始终想做一些对人类有贡献的学问。现在这么讲，很多人觉得不大可能，但是事实上，当年我的父亲（就）是这么想的。

我学习能力最初也有限，刚开始上的是乡村的小学，慢慢长大到了中学，成绩比较好一点。我的中学叫做培正中学，算是一个不错的私立中学，师资比小学好得多，我慢慢晓得做学问是怎么回事。

我父亲是教授，我从他身上学习了很多关于哲学、文史方面的知识。但是我父亲不研究理科，所以我小时候，理科方面学的比较少一点。但是，他鼓励我念数学、念理科。从他的哲学观点看来，数学和理科都很好。

真正接触数学是从初中开始，老师教的好得多了，我也学得很清楚。从乡村完全不懂得学问，到了师资好的中学，这是我学习的所谓的第二重境界。

但是，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去世了，对于我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打击。我一路以来钻研和学习，都是在父亲的带领下，一下子父亲不见了，当时可以讲很彷徨。

但是，也因此，我自己不得不独立起来。当时，家里也很穷，假如自己不能够独立，我连念书都念不下去。我母亲很支持我，让我晓得一定要做学问，才能够对得起我的父亲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开始对学问有了更大的追求，晓得什么叫艰苦，晓得在一个最艰苦的情形下，怎么维持下来。

所以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，父亲早逝教会我人生重要的一课——就是在艰苦的情况下，怎么坚持自己的理想，怎么将自己的学问学好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（在）当时的情形下，连（吃）饭都有问题，其实并不简单——家境十分贫寒，我很有可能没法继续念书。但是，我们都坚持下来了，这不单是我母亲跟姐姐的努力，我自己也花了不少功夫。我在课余的时候去（做）家教赚一些钱，为了要赚这个钱，也花了不少功夫，遇到过很多困难。

这种种经历，对我的成长、我的一生，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。我必须自己创业，我所说的“创业”不是去开公司，而是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问、成就最重要的事业，少年时的经历，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学习。

在中学，我学到的知识还是有限的。到了大学以后，可以讲更进了一步，我开始接触现代的学问。现代数学，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刚刚开始，是一个崭新的局面。香港从前与海外接触得很少，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，坦白讲他们学问还不够丰富。香港中文大学开始聘请一批外国的有学问的学者，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步。

那时候，我跟外国学者的一些接触，都是通过香港中文大学，我开始了解现代数学是什么样子。虽然还未抵达数学最高峰，但我开始体会到现代的学问是怎样的，重要的学问是怎么走法，对我来讲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步。

当然，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那时，我才大三，大学还没毕业，就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书。在伯克利，我遇到了一批真真正正的伟大的数学家。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数学家，都是当代最伟大的学者。这些学者的行事、为人、授课的内容都是世界一流的。因此，我真正的数学学习是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的。

我花了很多功夫学习，一方面觉得自己学问不够；另一方面，学习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很多人以为进个好的大学，人生就完满了，成功了，但是我发觉我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很多。那时候，我基本上日以继夜地在学习，每天从早上八点钟听课，直到下午五点钟。我听的课无所不包，基本上数学能够上的课我都去听了，虽然不是完全听得懂，但是也因此慢慢地学习了很多不同学科的、不同方向的学问。刚开始不太懂，慢慢就消化了，这一年的学习对我以后影响很大。

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我遇到了很多知名学者，比如我的老师陈省身就是一代大师。还有许多伟大的学者，譬如我的另外一个导师莫里（Charles Morrey），是非线性方程当时最伟大的一个学者，也遇到了拓扑学者斯蒂芬·斯梅尔(Stephen Smale)，还有许多当时最伟大的学者。

但这还不够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这些教授们，有些也还不是各自领域中的代表人物。所以，我毕业就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，在那里看到更多不同方向的伟大学者，有从哈佛等院校来的，各自研究不同的方向。

我当年走的路，从香港中文大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这对很多人来讲，是有点冒险的。我家里面穷，身上只带了100块钱美金，这还是从朋友等处借来的钱。伯克利给了我一个很不错的奖学金，但是刚到那里还领不到，要过了一到两个月以后才能够发放，我必须用100块钱，维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功夫。

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租房。我找的那个最便宜的旅馆叫YMCA，是一个美国青年旅馆，我还记得一天10块钱美金。10块美金现在看起来很便宜，在当年算是不少钱。但我只有100块美金在口袋里面， 旅馆每天10块美金，很快就会用光，所以也要筹划怎么对付这个事情。我为了租房,在街上到处找，遇到几个基本上不认得的朋友，合租了一个两房一厅的公寓。

网易财经智库：一起住？

丘成桐：一起住，四个人住一个房子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一个人一个月要出60块钱，也不少钱了，价格还是很高。但是，我始终认为天无绝人之路，找房子的同时，遇到一个华裔的教授，他从香港来，问我有什么困难，我就跟他讲我现在真的需要钱，他就借给我100块钱，让我能够维持下去，这样子慢慢的撑着。但是，我始终很乐观的，我认为只要努力，一定会做好，所以我不担心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

两年后毕业的时候，我的导师陈省身先生，替我写了很好的介绍信。几所大学都给了我助理教授的职位。哈佛大学能付我不少薪水，一年14000块钱的样子，一签签三年。普林斯顿大学也给了，芝加哥大学也给了，耶鲁大学都给了。但是我最后去的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，接受了一年的博士后职位。

当时，我问陈先生去什么地方最好？他（说）一定要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。他说所有大名鼎鼎的数学家都去过高等研究院，你一定也去一次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当时高等研究院给了我一年的聘期，一年的薪水只有6400块美金，比哈佛少了一半以上，我一点都没犹豫，就接受了。

我始终觉得，当年那个决定还是正确的。再过十年八年，多的那点钱就不算什么了。但是，我在那一年学了不少东西，我觉得更加重要。我一辈子走的路，都是自然的往前走，以学问为重，以能够将我的学问做好，视为最重要的事情。

网易财经智库：其实您也反对奥数竞赛工业化，但现在家长仍视此为一个升学途径，您觉得应该如何破解这一个问题呢？

丘成桐：其实破解是很简单的事，但是一般人不愿意。奥数拿了金牌银牌，可以保送清华北大，将这个去掉以后就没有问题了，很多人就不会看得这么紧张了。现在就是每一个人都去看重保送这个事情。每一个家长都认为，假如在中国念书的话一定要进北大清华，这是另外一个误区。

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培养出更多一流的高校，不单单是北大清华，我想应该有能力做到。

网易财经智库：您的教育实践一直是围绕数学，数学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真与美。这个理念在您的教育实践当中是怎么去实行的呢？

丘成桐：数学是真的美，同时物理也很重要，其他的理科、文学都有很美的地方。我比较懂数学，所以主要围绕数学来谈。另一方面，以数学为基础，我也研究了物理学。我是哈佛大学数学系、物理系的双聘教授，我对很多学科都很感兴趣。我也做应用数学，主要是工程上的一些问题。我只要觉得有兴趣、有意义的问题，我就喜欢去做。

数学很重要，数学是科学的基础，从数学出发，可以了解到大自然很多东西，这就是我做学问的出发点。跨学科的不同学者，可能从不同的方向前进，譬如从物理的角度推进，从经验或者实验方面前进，或者研究化学、生物，他们则不停的做实验，从实验中观察、揭示大自然的美，各有不同。

我儿子就是生物领域的学者，他夜以继日的做实验，走的路跟我不大一样。但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走法，不同的路，但最后的目标是一样的，即找出大自然的奥秘所在。

网易财经智库：您对您儿子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样的？

丘成桐：学生不可能全靠自我发展，尤其小学阶段，他还不懂，怎么自然发展呢？就像想念书的小孩子，他不晓得走哪条路，放任他自由发展，就是荒谬的。他需要指导，否则要老师干嘛？所以，学生尤其是小学要多些指导，到中学还是要细心指导。到了大学、研究院以后，自己想法会多很多。

我的儿子我从小其实教了他很多不同的学科，文学、数学、物理都有。但是我发现他真正的兴趣不在数学，他数学不错，但是我在教他一些数学题目的时候，我看他的眼睛和整个表情，就晓得他不觉得数学是一个让他很兴奋、让他觉得很漂亮的一个学科。但是我看到,他对生物学就有不同的看法，学了之后他觉得很有意义，那我就鼓励他去念生物。

如果他觉得，某个学科是最伟大、最有意义的，他以后要做这个学问才会成功。他若对一个学问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并不兴奋的话，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、有前途的学者。所以，我认为应顺其自然。

网易财经智库：您之前也说过，学生的创造性应该被尊重和培养。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，您认为哪些因素最容易扼杀学生的创造力？如何通过教学改革突破这些限制？

丘成桐：我们要让学生们晓得，找出真理有种种不同的方法，让他们都去探索，他们就很快能够成长起来。现在问题是，我们的学生从老师到家长到他本人，都更倾向于功利主义，只追求分数。因此，在中学阶段，往往教数学题目，有固定的解题思路，培训班也好，学校也好，强调孩子们把这些解题方法练熟，并且按照一个他们认为的最重要的、最便捷的方法来做题。

但是我们要晓得，数学里边解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，每一个不同的方法其实都有重要的意义在里边。往往中学阶段，规定了学生按照某一种方法、某一条路来解题。孩子们就变得不愿意探索多一些方向，扩大一些范围思考。所以，他们对大自然的观点太狭窄，这个不好。

网易财经智库：您研究数学，但是却深耕人文，这两者如何相互影响？

丘成桐：首先，许多文学，是要反映大自然的美。描写一个山村、一条大江、天空中的太阳、夜晚的月亮，让人感到很美，这是大自然之美。我们数学也好、物理也好，都是研究大自然的美和大自然的奥秘，从奥秘里面找到了美的感觉。

所以在很多层面上，文学和数学抱有同样的目标。我们数学研究人类生存的规律，就是人与人怎么相处，这个规律也是写小说的人希望了解的。所以，数学跟文学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。目标是一致的，只是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美、呈现美。

一个学者想要成长，不单是从课本里面学到知识。为了创造一个有前途、宏大的学问，他要走的路，跟人生要走的路，有着密切关系。一个人假如在做学问的大前提之下，发觉走不通，失败了。在面对失败时，应该怎么做？有些人就垮了，认为前途渺茫，一辈子不想再做了。这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，也不是学问的问题，其实是人生的经验——自己在这个情形下会怎样做。

有深度的学问，不可能不经历失败，就能够完成。要完成大的学问，尤其有思考的学问，一般来讲要两年、三年、五年。在这中间，失败的经验是很痛苦的，在这个境遇里，怎么处理自己，这是一个社会的、人生的经验，也是文学上讲的怎么能够获得思想的升华。想要成为一个有远见的学者，人生的经验其实占了更大的比重，超过理性的经验。

当然，有时候我们走一条路走得太远了，发现走错，这就面临取舍的问题——我是不是要放弃这条路，走其他的路？有些人坚持走下去了，结果一路错，永远绕不回来。除了基本的训练之外，这关乎一个人的心理、生理状态。如果你的志向高远，可以看得更远。这就是所谓登高才能望远，风景在半山腰、或者山脚下，完全不一样，心情也就不一样。视野不够高远，就很难决定这个题目要不要做下去。

做学问，尤其是做前任未做过的学问，取舍的问题很重要。你不晓得是对的还是错的，没人走过的路，怎么晓得应该走下去还是放弃？这要看得很远才能看的清楚。但是，往往最重要的、最伟大的学问，就是在没人走过的路上。这往往要看直觉，这个直觉或者感觉从哪里来的？从基础学问、基本训练而来，也要从一个人读文学、哲学、历史而得到意境的提升而来，这都有很大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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